《旅行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红眼病》

若敏

我从没想过,一只飞进眼睛的小虫子,竟然差点毁掉整个旅程。

用医学术语来说,它叫结膜炎;老百姓更熟悉的名字,是“红眼病”

在医学院眼科实习时,我见过不少结膜炎患者,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坐到裂隙灯前,成为医生诊治的对象。

2025年10月中旬,医学院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在山东日照举行。

Jack和我是医学院同班同学,这次可以夫妻双双赴会。难得回国,我们特意安排了一段长长的旅程:泰国、香港、杭州,最后前往日照参加同学聚会。Jack热爱高尔夫,而我钟情旅行与美食,本以为这将是一场悠闲而圆满的假期。

没想到,一切竟从泰国华欣海边的一只小飞虫开始。

那天清晨,我兴致勃勃地到海滩骑马。阳光、海风、马蹄声,一切都美好得像电影画面。

骑马回来时,忽然感觉有东西飞进了右眼。

起初只是轻微的异物感。我不停揉眼,希望把它揉出来,结果却适得其反。

异物感越来越强烈,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匆匆赶回酒店。

Jack正在整理行李,准备前往球场。我请他帮我看看眼睛。他洗净双手,小心翻开眼睑,果然发现了一只白色的小飞虫。

虫子被取出的那一刻,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谁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几个小时,眼睛越来越红、越来越痒,仿佛里面依然藏着什么东西。

朋友梁昕懂泰语,立刻请司机带我去药房购买眼部冲洗液。我不停冲洗眼睛,刚舒服一点,异物感又卷土重来。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

眼药水点了一次又一次,却始终无法缓解不适。

第二天,我们飞抵香港。

入住九龙丽思卡尔顿酒店后,我的右眼已经明显红肿。直觉告诉我,不能再拖了。

我打开手机,用AI搜寻附近的眼科医院。

没想到,香港眼科医院距离酒店并不远。

Uber很快把我们送到了医院。

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候诊大厅座无虚席,走廊里也站满了等待就诊的人。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眼科疾病远比自己想像得更加普遍。

询问后得知,这里是香港公立眼科医院,只接受预约病人。每天的号源早已排满,没有预约几乎无法就诊。

我问:“像我这样的急症怎么办?”

工作人员十分耐心,告诉我可以去综合医院急诊,也可以到楼上的私立眼科门诊自费就诊。

显然,后者更适合我。

三楼,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中心。

一步之隔,却仿佛从喧闹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诊区宽敞、安静,井然有序。

挂号时得知,诊疗费约一千八百五十港币。

幸运的是,当天正好有陈培文副教授可以接诊。

等待片刻,我先接受了眼部检查。护士滴入荧光染色剂,再拍摄眼部照片。

再次走进诊室时,我发现里面还站着五位医学生。

陈教授十分尊重病人的隐私,特意征询我的意见,询问是否同意学生观诊。

我笑着点点头。

望着这几位年轻的医学生,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的自己。

那时,我们也是这样站在老师身旁,透过一位位病人,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医生。

如今,角色互换了。

能为下一代医生的成长尽一点微薄之力,我很乐意。

那一天,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病人,最需要的,除了药物,还有医者的耐心、尊重与安慰。

检查结果显示,我的结膜表面附着大量炎性分泌物。

陈教授认为,这正是异物感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

至于究竟属于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当时仍无法完全判断。

因此,他采取覆蓋性治疗方案,同时开立抗病毒药物、抗菌药物及消炎滴眼液。

诊疗费加药费,近三千港币。

离开医院后,我立即把检查结果和药物清单发给远在美国的眼科医生好友赵枫。

她仔细看过后回复:

“治疗方案完全正确。如果在美国,也会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同样的药物,在美国的费用至少还要翻倍。”

她的一番话,让我彻底放下心来。

原本,这次香港之行最期待的,就是与舅舅、姨妈等亲友团聚。

(母亲回国前,全家在印尼合影留念)

母亲年轻时自印尼回国求学,后来与父亲成家。而外公外婆一家,则在印尼排华风波后最终定居香港。从此,舅舅、舅妈以及姨妈等亲友都在香港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初期,家里第一台电视和第一台电冰箱,都是他们从香港寄来的。1991年,Jack赴美留学,也是从香港启程。

因此,香港对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更承载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亲情记忆。

然而,当我询问医生是否可以与亲友见面时,他立刻摇头。

“虽然现在只有右眼发病,但左眼很可能也会被传染。结膜炎传染性很强,最好避免与亲友密切接触。”

于是,我不得不逐一打电话取消聚会。

那一刻,心里满是遗憾。

Jack照常去打高尔夫。

而我戴着墨镜,一个人在香港慢慢行走。

我参观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在酒店的米其林餐厅享用了两顿精致的午餐。

旅行仍在继续,只是节奏慢了下来。

眼睛没有立刻好转,但也没有恶化,一切正如医生预料。

抵达杭州后,在好友张菊芳医生的帮助下,我前往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覆诊。

诊断结果与香港完全一致。

医生开出的药物中,甚至有一种与香港完全相同。

而这次挂号、检查和取药,总共只花了八十元人民币。

同样的疾病,同样的药物,医疗费用却相差数十倍。不同医疗体系,各有其运作逻辑,也让我对医疗资源有了更多体会。

随后,我戴着墨镜参加了期待已久的毕业四十周年聚会。

我对同学们说:

“不能握手,也只能戴着墨镜,请大家见谅。”

大家没有丝毫介意,反而送来许多关心与鼓励。

返美时,病情已经明显好转。

最幸运的是,左眼始终没有受到感染。

回到美国后,我又请赵枫医生复查。

她看过后笑着说:

“幸亏香港医生处理及时,炎症一直侷限在结膜,没有侵犯角膜。”

听到这句话,我终于彻底松了一口气。

因为对眼科疾病而言,一旦累及角膜,就有可能影响视力。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事后回想,我越来越觉得,问题很可能出在那天骑马之后。

海边风大沙多,虫子飞进眼睛后,我没有及时洗手,而是不停地揉眼。

如果手上携带细菌或病毒,就可能为结膜炎创造了机会。

我知道,结膜炎并不少见。

它可能由病毒、细菌、过敏原或外界刺激引起。其中,病毒性结膜炎最常见,也最容易传播。很多时候,一双没有洗净的手,就是疾病传播的媒介。

这次经历,也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原来,医学知识与生活习惯之间,只隔着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旅行时,我们总记得防晒、防蚊、防跌倒,却很少提醒自己,不要轻易揉眼睛。

而有时候,一只小小的飞虫,就足以改变整个行程。

幸好,一切终究有惊无险。

聚会如愿参加了,亲情依然在那里等待,视力也没有留下永久损伤。

旅行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意外会在何时降临,但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保持冷静,及时求医,接受变化,然后继续前行。

因为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抵达目的地,而是在每一次意外之后,依然相信前方还有风景。

(完稿于2026年6月25日,美国亚特兰大)

(摄影: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