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生蚝：一個愛情的故事
在我搬到紐約市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酒吧里遇到了一個男的，我立刻就喜歡上他了。離開酒吧後，我們走進了東村一個24小時營業的餐廳。在那裡我們點了三明治和炸薯條，然後坐著聊天。聊著聊著，手中端著的咖啡已經從滾燙變成冰涼，可是我們還坐在那裡談著說著。桌子緊挨著廁所，上面粘乎乎的，都是油，窗外是Veselka教堂。一個陌生人走過來問，你們願意我給你們主婚嗎？
那時候，天還亮著。認識這個男人還不到9個小時，可是我心裡巳經泛起了一片漣漪。我忙不迭地說：”願意，當然願意”，然後我們用手指蘸著鮮紅的番茄醬，在餐巾紙上開始寫”結婚證書”。女服務生看著我們，翻了一下白眼，不過她同意做我們的結婚見證人。這以後不久，我知道了一件事：這個和我在餐桌上結婚的男人，他在酒吧里做了好幾年了，他的工作就是給顧客撬開生蚝。這段經歷使他成了一個遇事冷靜，目光銳利，能辨別好壞，非常有內涵的人。我的意思是，當談到生蚝，他既沒有眉飛色舞，也沒有愁眉不展；他既沒有堅持要我只吃那種長在荒無人煙的小島上的生蚝，也沒有建議吃時擠點兒檸檬汁上去，別的什麼都不要放。他認為佐料多了會吃不出生蚝的原味，另外，也是對生蚝的不尊重。
我喜歡生蚝，可那時候還沒有到十分喜歡的地步。我吃”生”的生蚝。現撬開的生蚝，新鮮多汁，肉肥滑嫩，完整的一片。吃時嘴唇抵住蚝殼邊緣，輕輕一吸，嗖的一下，蚝肉就進入了口腔。鹹鹹的，細膩柔滑的像果凍，瞬間一股海腥味在口中彌散開來。有時，在海鮮吧遇上一個做事漫不經心的撬殼人。他用髒兮兮的刀去開生蚝，結果蚝肉支離破碎，夾雜著砂粒和尖利的石灰岩碎片，把我的舌頭也割破了。這種生蚝就不值得吃了。
他也喜歡生蚝，但是喜歡的方式和我不一樣。他愛得深切卻又不多說，既沒有成為一種癖好，也沒有去大肆宣揚。有一年元旦，我們捧著100隻生蚝和一瓶泡在醋里的紅蔥頭去朋友家。之所以帶生蚝去，原因之一是因為我想學學如何又快又好地撬開生蚝，往往他開第6隻的時候我還在開第一個或者到第二個。後來，我們換了吃法。用煙熏生蚝，然後把它放在小餅乾上吃，或者是，放在平底鍋里煎一下，然後夾在麵包里做三明治吃。有一次去新奧爾良的朋友家，我們把生蚝放在加了大蒜的白脫油里煎，出鍋後撒上切碎的鳳尾魚和尖頭小紅椒，斑斑點點，煞是好看。煎生蚝時油濺了我們一身，吃完後，我們就穿著油跡斑斑的衣服，跑出去聽音樂會了。
我們住在一起有三年了。有一次我父母來到了我們兩人合租的公寓，招待他們的當然是吃生蚝。我在廚房裡，把白脫、辣椒醬、檸檬屑、大蒜等放進食品攪拌機里打，一會淡淡的桃紅色的蘸醬做好了。他在飯廳里，坐在桌子旁邊，和我父母一邊說著話，一邊一起開生蚝。我點燃了燒烤爐的木炭，這是一個旅遊時用的爐子，小小的。在每一個生蚝殼裡，我都放上一塊白脫，然後把它們堆放在一張皺巴巴的錫紙上，這樣它們就不會翻過來。在我的身後，我聽到他們談笑風生。一會閑聊著家裡的情況，一會驚嘆一些不文明的行為，一會又爆發出一陣大笑，聽得出來笑聲里有緊張兮兮的笑，也有開懷大笑。
燒烤爐上的蚝殼正在逐漸升溫，白脫依偎在蚝肉身旁纏纏綿綿。幾分鐘後，蚝殼裡吹起了泡泡，白脫蚝肉已融為一體，炙熱赤裸的泛著黃油，溢出一股誘人的香味。出爐啦，一盤生蚝端上了桌。就著生菜和小紅蘿蔔的色拉，我們傳著盤子，大啖生蚝。吃完了一個，再用烤好的麵包去擦乾淨殼裡的汁水。一盤吃完後，再把一打生蚝放入燒烤爐上。
幾盤考熟的生蚝和著一瓶酒下肚後，我母親便開始問話了：你們兩人有何長遠計劃？是否打算結婚？既然在一起，為什麼不去領結婚證？她瞅了我們一眼，又急忙解釋：”倒不是這有什麼關係，我不是這個意思，不是這個意思。” 她再三強調，”我這個當媽的可不是老腦筋，我只是想知道你們今後的打算。” 我告訴她我沒有任何打算，我只是想再烤一些生蚝。那些在燒烤爐上待烤的生蚝等不及了，生蚝都這樣，所以我得馬上去關照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