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宅快乐水的社会主义历险记
不过在可口可乐普及的背后,少有人知的,是它进入中国的曲折旅程。
销量可想而知,全年只卖400瓶。如此惨况逼得公司登报,以350英镑的高价征求译名。留英的上海学者蒋彝“可口可乐”的命名被一眼看中,成了“信、达、雅”的完美实例。
有了新名字的可口可乐成功逆天改命,凭借女神阮玲玉的代言广告,迅速打入了上流社会小姐的聚会。
如此生活30年,“可口可乐”成了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的奇怪词汇,与小资产阶级的腐朽传说一起,被封存在历史的阴暗面里。
等到1981年正式投产那天,烤鸭厂的车间鞭炮齐鸣,总裁在欢乐颂的伴奏下品尝了生产出的第一瓶可乐。据《纽约时报》报道,场面比中美建交那天还要热闹。
于是1982年春节前夕,北京日报的内参《“可口”未必“可乐”》上奏,数落了卖可乐的种种不良影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作出批示:“可口可乐不能搞内销,只能卖给在华的外国人。”
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被从商店柜台上撤下,就连装载可口可乐的货车也在进城的路上被警察拦截。
连带着可口可乐工厂的员工也倍儿有面子,找对象都不用愁。因为约会常备可口可乐,就跟听摇滚乐一样时髦,最能讨得姑娘的欢心。
伴随着“清晨中你和我,有多少期待,彼此眼中的问候,散发着友爱”的歌词,广告中出现了广播体操画面和人们喝可乐时朝气蓬勃的笑脸。
九十年代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乐”水淹七军,收购了大量本土可乐品牌。如今,少数国产可乐即便存活,也只能在乡下小卖部和城乡结合部露脸。
彼时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伴随着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于是2012年达到业绩巅峰之后,可口可乐极盛而衰,销售额逐年下滑,到了2017下滑了近130亿美元。
不喝肥宅快乐水是不可能的,“既然喝水都胖,那我干嘛不喝可乐?”
于是可乐不再是可乐,而成为了一种即时可得的满足感,和对这种满足感完全的掌握。它意味着抓住当下,开心就好。
拜访他的人看见他家常年堆的可乐瓶,也会忍不住担心不健康。
不过朱新建从不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
[3] 《那些年可口可乐教给中国的事》,友邻通鉴
[4]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一段曲折》,《党史博览》2017年第1期
[5] 《姚明与可口可乐:人气与骨骼的较量》,姚远
[6] 《朱新建:就算全世界都在装正经,我也玩命真性情》,牛皮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