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产品，父母是产品开发经理？美国抵制的过度养育，在中国成了正常现象

8个育娃时刻，美国VS中国

美国康涅狄格一个小城，一位主妇要求市长派人砍掉她所在街区的三棵山胡桃树，理由是，她新建了一个游泳池，有时要游泳的孩子对坚果过敏。

德克萨斯州一所学校举行了一场拍卖，拍卖的是使用残疾人车道的权力——这样一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前——这个地方原先只有残疾人才能停车。

一个女经理，刚到儿子四岁生日，第一反应是：孩子终于有资格上铃木(Suzuki)的音乐课了！她真的拿起电话，连续打给了12位铃木老师。

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艺术老师对他夸了一句孩子有创意，是“天才艺术家”，画作可以做为小伙伴的榜样。于是，他立马在Google上搜索艺术教师的名字，并告诉儿子要请一个专业老师，指导他画得更好。

这些，是1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案例，收录于2009年11月30日《Time》（《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Nancy Gibbs 的《Growing Backlash Against Gen X Parents: Helicopter Parents and Overparenting》（《强烈抵制X世代父母的新潮流：直升机父母和过度养育》）。

有意思的是，美国人10年前大力反对的教育理念，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北上广深等城市的中产父母，大多转型成了职业经理人——把带娃搞成保护濒危动物，把教育当做开发产品。

上海的一家国际小学，有个孩子比较皮，不遵守纪律，课上经常捣乱，课下游戏中和同学发生冲突，于是，同学家长联名要求校长把他开除，来保护自己孩子的利益。

杭州的一家私立小学，从教室到食堂走路只要5分钟，却贴心地配备了带雨蓬的高尔夫车接送孩子吃饭，这样那些小“贵族”就不会淋到雨晒到太阳。

北京西城区一个小学，孩子刚刚能背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家长群里马上有人相约去报一个国学大师课，一节2000元，每周从西城赶到东城上课。有几个嫌贵嫌麻烦犹豫的家长，等他们想报名时却发现名额都满了。

深圳一个著名机构举办的国外大学留学讲座里，坐满了表情凝重的父母，其中一半的家长，孩子还在上幼儿园……

从“直升机父母”到 “铲雪机父母“

“直升机式父母“，是那些有着过度养育倾向的美国家长的别名—— 成天在孩子上空盘旋，一方面保护，一方面监督，执着于孩子的成功，把育儿变成了产品开发。

从1981年到1997年，美国6到8岁的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下降了25%，家庭作业却增加了一倍多。《儿童健脑食物：益智食谱100则》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位居前列。一听到有研究表明莫扎特的音乐可以帮助提高智商，不管是新生儿家庭，还是怀孕待产的妈咪，纷纷把家里的CD换成了《通过音乐的力量让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

反对“过度养育”的浪潮让一部分父母进行反思和纠偏，但是拦不住更多的父母加入“产品开发竞赛”。

直升机式的环绕监管还不够，更粗暴有力的“铲雪机”父母出现了。

焦虑地守在孩子身边、监视孩子一举一动的直升机父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如今一些富有的家长更像是铲雪机，为孩子提前扫除前往成功路上的所有障碍，让孩子不必遭遇失败、挫折或丧失机会。

——Claire Cain Miller和Jonah Engel Bromwich，《纽约时报》

据社会学家Sabino Kornrich和Frank Furstenberg分析的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如今，父母在养育子女上的支出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人。

过度养育，不仅方式变得更强烈，连时间也拖长了，从原来的幼小到初中，延长到高中大学，甚至到孩子就业后……

高中老师正在上课，会收到愤怒的短信，是家长抗议孩子的考试分数给得不合理；

大学在公共场所安装了“嗨，妈妈！”网络实时监控摄像头，以便家长看到学生的现状；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大公司为新入职员工准备了类似“育儿大礼包”的东东，由他们转交父母，因为父母们要参与孩子薪金和待遇的谈判……

今年美国爆出的高校招生舞弊案，就是过度养育的极端展示：

家长买通考官作弊或者通过代考提高孩子的美国高考成绩，行贿大学工作人员伪造体育特长生身份让孩子进入名校——哪怕他们从来没玩过这些运动项目。

其中花钱最多的——给中介650万美元的那个家长，是中国上市公司步长制药老总赵涛，其中50万美元中介用于行贿运动队伪造帆船特长，让女儿进入斯坦福（今年3月被学校发现舞弊女儿已经被开除了）。

在中国家长中，像赵涛这样的顶级富豪毕竟不多，但是若论家庭教育投资占收入的比例，很多家长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身边的亲友中：

一个孩子在上海上着一年学费25万的幼儿园，还在外面花10万块补钢琴和体育；

另一个孩子在上北京顺义的国际小学，学费看起来一年只有30多万，但是班车费（6万），马术高尔夫等俱乐部费用，每年游学和夏校费用，算下来每年要小100万。

在育儿方面中国家长正陷入疯狂，一边只想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一边苦笑着称自己孩子为“碎钞机”和“吞金兽”。

中国的家长也已不再满足仅仅做一个产品开发经理，而是正成为孩子的CEO兼投资人。

一个朋友对我说：养孩子就像开公司，前期就是要不断投入。

她加了一句：比起创业，投资孩子的成功率更低，肯定收不回本。

隔了一分钟，她又加了一句：但我也认了。

那些被过度开发的“产品”，上线后怎么样了？

家长关注孩子的每件小事，掌控他们的每个细节，目的就是他们将来能实现我们为他们精心打造的计划：进入名牌大学，找到好工作。

那么进了大学，找到工作，“产品”推向市场了，家长是不是就可以轻松了，可以放手或享受回报了？

那你就太天真了。

那些过度开发的“产品”，看起来有着光鲜的外表和强大的功能，但在眼花缭乱的产品说明书里，却缺少一个关键性能叫“独立运作”。

《纽约时报》和早晨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

子女年龄在18岁到28岁之间的父母，有四分之三会为孩子预约看病或理发；

11%的父母表示，如果孩子工作出了状况，他们会给孩子的老板打电话商讨解决。

下面这些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大学里。你猜猜是哪个大学？

开学前，父母先跑到宿舍帮孩子铺床叠被、再跑到食堂查看饭菜是否合适；

每次考试时，父母是远程人肉闹钟，以免闹铃闹不起孩子，耽误考试；

老师给孩子打了B或C，父母要去和老师讨价还价，争取更改到更高的分数；

毕业时如果孩子考研，家长聘请昂贵的辅导老师，帮助孩子写论文或改论文；

孩子找工作，家长瞒着孩子，偷偷帮着投简历……

答案如下：

斯坦福大学。

这些案例，出自《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是曾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海因斯（Julie Lythcott-Haims）的畅销书。看到孩子考上名校家长还不放手的种种怪状，她才写下这本书来讨论美国中产阶级过度养育的问题。

她把新生称为“易碎品”，刚上大学他们就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一杯水的压力就足以让他们崩溃。

父母给了孩子最好的安排，却没有给他们自我生存的能力。

10来年前，美国华尔街，一个常青藤学校的毕业生，顺利地被一家投资银行聘用，起薪25万美元。但是投行加班是常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他的妈妈看到很心疼，于是设法找到他老板的号码，打电话抱怨。第二天，这个年轻人上班时，发现自己的门禁卡失效了，他的东西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放在门口，保安让他拿着东西走人，纸盒子上写着一句话：“问你妈妈去。”

几年前，中国北京，北大的一位教授和他在银监会的老婆闹离婚，本来很寻常的一件事却闹大了，网上一片沸腾，众人皆知，原因就是他们把父母也搅了进来，双方家长向孩子配偶的单位写控告信互撕。

当你放手了，孩子才能飞得更高

临床心理学博士玛德琳·莱文，结合自己30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调查发现：高分、奖杯，甚至是优渥的家境，并不能给孩子带来真正的成功。

她在《给孩子软实力》一书里写道：

孩子生活中潜伏的最大危害，并不是街上有陌生人从天而降之类的偶然事件，而是父母为孩子做的太多，结果导致他们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一般来说，在生物学上，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关心，保护他们，担心他们会不会出事，会不会犯错，能不能成功快乐。

但是，教育不能只讲本能，不讲科学。从科学上看，虽然好过对孩子漠不关心，但是比起适当放手，过度养育对孩子弊大于利。

2012年，通过跟踪调查181个不到5岁孩子的家庭，《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公布结果，采取“强化型养育态度” 的母亲更容易导致孩子产生消极的心理状态。

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玛丽·华盛顿大学发现，那些被过度养育出来的大学生，对家庭生活更加不满意，生活不幸福，抑郁水平也比其他人高，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自主同时也缺乏能力。

过度养育的父母，其实心中有个假设：孩子自己不可能成功，除非我们可以随时保护和纠正。

在现实中，这个假设并不正确——

父母对孩子所有的养育，都是为分离做准备的。而孩子独立所需要的所有心理素质和品格技能，都不可能随着孩子长大突然降临，而是从小到大在一件件小事里培养和锻炼出来的。

在《时代周刊》的那篇封面文章里，写到：

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吗？那就要学会何时放手。当你松手了，他们才能飞得更高。拖他们后腿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做父母的。

在美国，那个被老师夸奖为“天才艺术家”的幼儿园小男孩，听到爸爸要给自己请指导，他像看着外太空生物一样，看着爸爸并告诉他：我只是想不受干扰地画个画，为什么大人总喜欢接管一切？”

在中国，那家上海国际学校的校长拒绝了开除那个“问题儿童”的家长联名请求，而是让班主任和班上同学自己协调解决。同学们和班主任一起探讨出一个办法，请那个小孩当维持班级纪律的班委。渐渐地，孩子的表现好多了，同学也和他相处愉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