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掉的一代：极左意识形态下的美国大学

近年来，极左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大学中迅速蔓延，影响了校园文化、学术自由和思想的多样性。民主党认为这一趋势推动了社会公正，但共和党则指出，它限制了言论自由，破坏了学术环境，并对美国政治气候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华二代大学生们全面倾向左翼，以至于华人家庭时常出现价值观的大分裂。风行的极左思潮，让今日的美国亦步亦趋、重蹈着中国文革的覆辙。

极左派思潮的兴起

极左派的崛起并非一夜之间，它源于美国大学几十年的思想演变。20世纪中期，美国大学是自由主义的中心，学生们在1960年代通过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推动社会进步，主张个体权利和社会公正。

然而，进入21世纪，校园的政治气候开始从传统自由主义向极左派转变。特别是随着“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的加剧，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社会正义成为主要议题。1970年代的Neo-Marxism、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等左翼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这一转变导致了极左派思想在大学中的迅速扩展。

要理解美国大学中的极左派现象，必须区分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法治、自由市场和有限的政府干预，其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进步。进步主义则更加关注系统性不平等，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干预和制度改革解决社会不公。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等制度。

进步主义比自由主义更愿意采用激进措施，认为快速的结构性变革比渐进式改革更有效。在大学校园中，进步主义逐渐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区别也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得到体现。自由主义者如克林顿强调渐进性政策和妥协，而进步主义者如伯尼·桑德斯和目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则主张快速的大规模变革，如全民医保、取消学生债务等。以前的左派称自己为自由派liberal left，而现在的左派称自己为进步派progressive left. 

极左派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

极左派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存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Jacobins）代表了最激进的革命力量，他们推翻了君主制，实行了恐怖统治，以实现他们对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愿景。这些激进的思想与方法与现代极左派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通过激进行动追求社会变革的方式上。

今天，虽然大学中的极左派并未像雅各宾派那样采用暴力手段，但他们的行动方式反映了同样的哲学基础——通过“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抵制和抗议，压制与他们立场不同的声音。这种策略不仅仅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引发争议，还让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态度。

例如，202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乔舒亚·卡茨因批评校园激进主义被校方施压，甚至面临解雇的威胁。卡茨曾公开反对一封由数百名普林斯顿教职工签署的信，该信要求实施一系列与种族有关的政策改革。他的遭遇反映了大学中的极左派如何通过舆论和行政手段压制异见，这与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手段颇为相似。

极左派对大学的影响

言论自由的削弱

美国大学曾是思想自由的堡垒，但“取消文化”如今威胁着言论自由。越来越多的教授、演讲者和学生因持不同政见而面临沉默压力。 例如，202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抗议而取消了保守派演讲者安·库尔特的演讲。抗议者认为她的观点种族主义且充满仇恨，反对其在大学这一公共平台上发声。这类事件反映了大学中言论自由的削弱，也引发了关于思想多样性被压制的广泛讨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被称为“自由言论的摇篮”，现在却成为极左派的堡垒。

极左派认为，言论自由应服务于社会正义，某些“有害”言论应受到限制，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种族、性别不平等的言论。这种观念导致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师生往往在校园中被迫沉默。

学术自由的政治化

学术自由在某些大学中面临挑战，极左派的政治议程正在影响学术研究。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因大批学生抗议，取消了地质学家达里奥·艾林顿的演讲，仅因他批评了大学的多样性DEI政策。2019年美国学术自由协会的报告显示，30%的教授认为发表与主流观点不符的研究会威胁其职业。这种趋势反映了学术界的政治化压力。

思想多样性的侵蚀

许多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越来越集中于社会正义、批判种族理论和性别研究，而传统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j经典理论被边缘化。学生只能接触到单一的意识形态，限制了他们的思想成长。

例如，纽约市立大学系统大量投资“社会正义”课程，但对保守主义或自由派的理论则避而不谈。这种课程单一化被批评为可能培养出缺乏批判性、多元思维的学生。

校园的激进化与招生政策

随着极左派思想在校园中的影响力增加，抗议活动也变得更加激进。例如，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抗议导致保守派演讲者米洛·扬诺普洛斯的演讲取消。这类抗议使得校园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也影响了大学的思想开放性与安全环境。

此外，极左派推动的多样化招生政策也引发了争议。2023年，哈佛大学因其“种族平衡”政策被起诉，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该政策违宪。支持者认为这些政策对长期被压迫群体是必要的，但批评者认为它们是“逆向歧视”，违反了自由竞争和平等机会的原则。

保守主义在大学的衰落

与极左派的崛起相对应，保守主义在大学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保守派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曾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近年来已逐渐被边缘化。持保守立场的教授和学生常面临舆论和学术压力，保守派的声音被认为与大学的“进步”方向不符。

例如，2019年斯坦福大学的保守派学生报《斯坦福评论》因批评校园内的进步主义政策，遭到部分教授和学生团体的强烈反对。这一趋势反映了保守主义思想在大学中的衰退，取而代之的是进步主义和激进左派思潮。

民主党的政策转变

民主党的政策转变是极左派在大学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反映。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总统曾推动了一系列以务实为主导的政策，如福利改革、削减赤字和自由贸易协议（NAFTA），这些政策使民主党在相对保守的选民中赢得了广泛支持。克林顿的政策强调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同时适度地改善社会安全网，保持了自由主义的渐进性。

然而，近年来，民主党逐渐远离克林顿时期的务实路线，转而采纳了更多与欧洲社会主义接近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全民医保（类似于欧洲的全民健康保险体系）、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和财富重分配等。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是这一转向的象征，他们主张类似于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来实现社会公平。

这一转变在2020年大选中尤为明显。虽然乔·拜登在竞选时依然以“温和派”自居，但他在政策平台上却采纳了激进进步派的诸多提议，如加强气候政策、扩大公共卫生服务、推进最低工资上涨等。这些政策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激进左派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推动该党远离克林顿时期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向欧洲社会主义靠拢。

民主党的这一左转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许多传统的中间选民对这种政策方向表示担忧，认为它可能削弱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市场竞争力，并导致财政赤字失控。

未来选举中，极左派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可能继续上升，尤其是在年轻选民持续增加的情况下。随着社会对气候变化、种族不平等等议题的关注，进步派可能会在政策辩论中占据更多主导地位。然而，激进政策的推行依然面临来自中间派和保守派的阻力。

西方文明大约已经不可避免会改变其路径了。我们也许不必太过担心，我们这代人一生努力，已经为后半生打下了稳实的基础。然而我们不敢对我们的后代抱以太大希望。华裔子女在道德崇高的理念中成长，充满了同情心，但是甚少宽容心，这让我们痛心疾首。

左右之争是历史时时刻刻的、也是永远的印记，但愿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在文明的起伏之中，促成并见到文明绵延不尽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