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言靜語|這些年，讀過，聽過的一些英文書
我絕對不是書蟲（bookworm）。正相反，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讀書對我來說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我甚至為此懷疑自己有多動症。但是我還是愛書的。因此聽書便成為我與書親近的最好的方式。多年來，上下班擁擠的道路上，枯燥的走步機上，小區周圍的綠蔭小道中，有書陪伴，被書中的故事吸引著，被書里的智慧感染著，看大千世界，滄海桑田；觀芸芸眾生，悲歡離合；雖負重前行，仍歲月靜好。除了聽，我床頭也總是有一本催眠的書。當然這本不幸的書是要陪我很久很久的。
雖然書是讀了一些，印象深的卻不多。一是記性不好，再就是很多書本身也不是很特別，常常讀的時候蕩氣迴腸，讀完就忘。年幼時印象深刻的可能只有《靜靜的頓河》和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沒看過三國）。《紅樓夢》還是在爸爸的控制下高中才讓看的。我心想，切，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莫泊桑的《俊友》和左拉的《娜娜》我都看過了，紅樓夢裡的那點事兒算什麼呀。那時由於文化被革命了，書籍貧乏。我基本上是飢不擇食，逮著什麼都看。大院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羅到很多外國名著，有個別跟我家關係還好的，覺得大學生有學問，蹭飯吃時就拿兩本到我家獻殷勤。這樣有些書就流落到我家了。爸媽其實忙的連書名都顧不上看，反讓我鑽了空子。
那時書不多，我得到後如饑似渴。後來各種書籍鋪天蓋地，我反倒不能集中精力了。可能別的誘惑也多了吧。有一點我是肯定的。無論手頭上的書多好看，一旦有別的想法或犯了困，我都能馬上放下，從來不廢寢忘食。記得上大學時瑪格麗特·米奇歐的《飄》重新出版了。好友其買了一套共三本。我倆的床頭對頭，她能夠打著手電筒一夜看完一本，看完就扔給我。我就慢慢看，讓等在後面的女生跟我急。同事好友玲說她讀書能到凌晨兩三點，令我好生佩服。都這歲數了，還能這麼拼！
終於，愛書又不能安靜的坐下來看書的我，找到了聽書這一途徑。一開始，書都是錄在錄音帶里，後來有了CD，再就有了數字格式mp3。記得幾年前還常常和好友明花不少時間把CD里的書轉換成mp3格式互相分享。自從有了Overdrive和Libby兩個手機 app，從圖書館借書來聽就變得方便無比了。
現在的我除了對科幻類小說興趣缺缺，對純浪漫小說情懷不再，對武俠小說（對我來說和科幻差不多）似懂非懂外，並不太挑剔書的種類。關鍵是得讓我聽/讀的下去。掐指算算，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早已超過了故土。一開始還從國內往這裡搬中文書讀，不知不覺的就開始讀英文書，又不知不覺的以聽英文書為主了。雖然還是看一些朋友推薦的優秀的中文書籍，但畢竟不如英文書方便得到。多年的積累，總有一些作家深得喜愛，一些故事不能忘懷。這裡主要就談談我印象最深的幾個作家和他們的書吧。
所有照片都是網上截圖拼湊來的。
Laura Hillenbrand 是個寫傳記文學的好手。她寫的Unbroken（《堅不可摧》）和 Seabiscuit（《奔騰年代》）都是經典暢銷書，並被好萊塢拍成電影。Unbroken寫的是二戰時美國陸軍轟炸機機槍手Louis Zamperini的親身經歷。Louis當時十九歲，義大利裔，紐約長大，曾是個要多淘有多淘，要多壞有多壞的問題青年。在哥哥的指點下他的長跑才能被挖掘，居然一直跑到柏林奧運會並得第四名。戰爭把他帶到太平洋上。當他的轟炸機被擊落後，他和同伴在太平洋上漂了四十幾天，直到被日軍發現送到戰俘營。漂泊時，他們想盡辦法和饑渴，日晒，鯊魚，大鳥甚至人性鬥爭，被發現時已奄奄一息。可是，被俘後受到的非人折磨，讓他直後悔沒死在太平洋上。幾年的渺無音信，全家人都認為他死了。唯有他的母親，堅信他還活著。作者用豐富形象的語言講了這個令人難忘的故事。讓我們看到Louis和同伴如何在絕望中運用智慧，痛苦中堅持希望，悲壯中不忘幽默，受虐時暗地反抗，一直熬到日本投降。
Laura Hillenbrand在寫這本書之前就以Seabiscuit這篇紀實文學出名。一次大戰後，美國的賽馬業在汽車的打擊下越來越掙扎。Seabiscuit是匹名馬。起初它本身條件不好，總是被賣來賣去。它的騎手條件也差又沒經驗。但是兩個夥伴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經培訓師Tom的指導贏了最強的對手！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轟動。雖然Seabiscuit因受傷很快就不能參加賽馬了，但是它將不可能變可能的精神激勵了千千萬萬的美國人。Seabiscuit也成為運動精神的標誌。
威爾士作家Ken Follett27歲就因懸念/驚悚小說 Eye of the Needle 出名了。多年一直是寫這類小說的暢銷作家。1989年當他四十歲時，突然出版了The Pillars of the Earth，華麗轉身成為歷史小說家。我就是從這本書開始認識他的。The Pillars of the Earth（《聖殿春秋》）和World without End（《無盡世界》）以及近年出版的A Column of Fire被稱為Kingbridge三部曲。我只看了前兩部（花了好長時間把厚厚的第一部讀完，第二部就聽了。），第三部在我的書單上還沒來得及看。這套書描述了英國一個叫Kingbridge（虛擬的）的地方，從十二世紀建天主教堂開始，長達幾世紀的演變。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講述了十二世紀初一個叫Tom的石匠（人稱Tom Builder）歷盡千辛在繼子Jack的幫助下去實現自己建造哥特式大教堂（Gothic Cathedral）的夢想的故事。通過建造教堂的艱苦過程，作者向我們講述了那時的英國，國王，公爵，教會相互利用，相互依賴又相互較量的政治格局。中世紀時期一個天主大教堂從設計採石開始，要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來完成。最難的就是拱頂的設計。偌大的頂是靠精密的計算合攏在一起的。稍有差錯就會坍塌。那時的主管石匠不僅是設計師，建築師，還要去和教會打交道獲得龐大的經費。可見Tom得有多嘔心瀝血。直到Tom死了，教堂也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後來在Jack的領導下，歷時近五十年，Tom夢想中的輝煌的教堂終於建成。
故事在World without End里繼續（兩本書也是互相獨立的）。時間快進了157年到十四世紀。大背景是國王愛德華三世下的英國。書中穿插了兩個史實：英法百年戰爭和黑熱病。主角是第一部中Jack Builder的後代Merthin。仍然以大教堂為中心，作者講述了那個時代的愛與恨，貪婪與傲慢，追求與復仇；故事中的人物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上彷徨徘徊和艱難抉擇；新思想新事物的湧現對頑固的舊傳統的衝擊以及黑熱病帶來的滅頂之災。
2017年出版的The Column of Fire仍然講Kingbridge十六世紀發生的故事。等我看過後再補充。
Ken Follett還寫了一套被稱為「世紀三部曲」的巨著。由 Fall of Giant（《帝國的隕落》），Winter of the World （《世界的凜冬》）和 Edge of Eternity（《永恆的邊緣》）三部書組成。分別講了一戰，二戰和冷戰中四個國家（英，美，德，俄）五個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其中兩家英國人。一家是貴族的代表，和其他國家的貴族皇室血脈相連，利益瓜葛。另一家是煤礦工人，女主是英國工黨的創始人之一。美國人是個外交官，戰爭中周旋於聯盟中間。德國那家男方也是貴族，妻子則是英國貴族，兩人一戰期前結緣並育有一兒一女。母親與女兒都是同情猶太人和反戰的，兒子卻是忠誠的納粹分子，一家因此而撕裂。俄國那家是曾是貧苦工人，因參加十月革命而發達，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中堅。書中除了五家人之間因機遇巧合而產生的愛恨情仇外，幾乎含括了一戰二戰和冷戰中發生的所有的大事件和政治格局的變遷，敘事宏大，波瀾壯闊，讀起來非常過癮。整個一個時代的悲劇，通過這些小人物的承受，才會讓我們體會到戰爭所帶來的傷之深，痛之切。
唯一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地方是，作者在人物對話中夾雜太多的背景介紹，好像不多交代兩句讀者就看不懂似的，有畫蛇添足的感覺。儘管如此，並不妨礙它成為一部磅礴大氣的史詩。
Khaled Hosseini是美籍阿富汗人，1965年在卡布出生，11歲隨外交官父親住法四年，因為蘇聯的入侵，他們無法回國，於1980年到美國政治避難。他的三本書我都聽/看過，印象最深的是The Kite Runner（《追風箏的人》）。寫這本書之前， Hosseini已經在美國行醫十年。優裕的生活仍然不能讓他忘懷祖國深重的苦難。特別是當他36歲（2001年）回到卡布，目睹他記憶中美麗的家鄉在被蘇聯鐵蹄的蹂躪和塔利班嚴酷的統治後，滿目創傷，民不聊生的慘狀，陌生，傷感之餘又添加了作為倖存者的罪惡感。為此他提筆開始寫The Kite Runner，以他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他苦難的祖國。書一出版，就登上排行榜，並連續兩年是紐約排行榜上第一名。
當我借到書來聽時，驚喜的發現書是他本人讀的！那略帶口音的流暢英語，平靜而充滿感情的講述，立刻把我帶入那個國度，帶近那裡的山山水水和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們。書分三部分，主角是一個叫Amir的男孩。第一部分講的是Amir和僕人的兒子Hassan之間的友誼背叛和愧悔。第二部分講的是蘇聯入侵，君主制被推翻，戰爭帶來深重的災難。Amir全家逃出卡布並在加州落戶，開始了移民生活。第三部分講到Hassan和妻子都被塔利班害死了。他們有一個兒子流落在孤兒院並仍然遭到塔利班頭子的非人虐待。Amir覺得這是他回報Hassan的機會。他不顧個人安危回到卡布，經歷了種種危險，把Hassan的兒子接到美國領養。書中最讓人淚奔的一句話是： “For you, a thousand times over.” 這句話是兒時Hassan對Amir講的，也是多年後Amir對Hassan的兒子講的。「為你，我願做一千次「。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燦爛千陽》）是Hosseini的第二本書。書名是從17世紀伊朗詩人Saib Tabrizi的詩里借用的。如果說The Kite Runner給我的印象最深，這本則是我最不願意想起來的。書中兩個女人的命運是如此的凄慘，悲哀和絕望，以至於我現在回憶起來，心肺胃腸都會揪成一團，難過半天。記得當時一邊讀一邊想：會好一點了吧？不會更慘了吧？一個女人要有多大的耐力來承受一個個致命的打擊，要有多少勇氣來承受生活帶來的各種苦難！她們雖然隱忍，順從，但她們為了孩子仍然不放棄掙扎和求生。像野草，卑微卻倔強的活著。比起第一本書，Hosseini的寫作顯然更加成熟，深刻。此書也在排行榜上高居不下很久。只是實在太dark了。記得當時我買了這本書。看完後馬上送給了一個同事，好像看見它就看見了苦難。
第三本書是2013年出版的And the Mountains Echoed（《群山回唱》）。書中講述了一對兄妹因貧窮和戰爭鑄成的六十年悲歡離合。因為人物複雜，故事比較散，就不多說了。
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是因為它們都是在功能失調的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里長大的孩子寫的自傳。
Glass Castle(《玻璃城堡》）是作家Jeannette Walls自己家的真實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歡的一本自傳。她有一個畫家兼教師，非常有才華又極端任性的母親，和一個嗜酒如命，獨立特行，好高騖遠的天才父親。絕配的兩人生了不幸的四個孩子。父母雖有才華但無法保住工作。孩子們只好隨他們到處流浪。這本書的錄音也是作者自己讀的。整本書中，Jeannette用平靜甚至幽默的語氣，娓娓道來她和絕大多數孩子不一樣的童年。饑寒交迫，擔驚受怕，飽受欺凌是她家孩子們時常要面對的生活狀態。父母從不知道保護他們。即便如此，Jeannette兒時眼中沒喝醉的爸爸是那麼聰明，迷人。聖誕節平安夜，爸爸把她帶到草地上，指著天上的星星跟她說，寶貝，你挑一個吧，做你的聖誕禮物。她居然高高興興的挑了金星！爸爸跟她許諾，在她十歲時送她一個玻璃城堡做生日禮物。她就殷殷的期盼著。等來的卻是居無定所和到垃圾箱里尋找食物。她媽媽有時會去教書。掙來的錢還不夠她爸爸拿去喝和賭。媽媽陷入抑鬱不願起床上班，她和姐姐就把媽媽從床上拉起來逼著她去，否則社工就要把孩子們帶走了。她沒有飯能帶到學校吃。同學吃午飯時她就躲出去。等大家吃完她才進食堂從垃圾桶里找別人扔掉的剩三明治充饑。正因為父母如此的不靠譜，她和姐姐自強自立，最後不但自己去紐約學習和工作，還把弟弟妹妹也接了過去。Jeannette把童年的貧困和苦難化成堅強和勇敢，加上本來就聰慧過人，她如魚得水的在紐約遨遊，綻放才華。值得一提的是，Jeannette的母親家是有一大片土地的。被石油公司徵用。可是她寧可在紐約街頭撿垃圾，也不去收復她的土地。更不肯領政府救濟。在這一點上，這位不負責任的母親也有讓人尊重的地方。Jennette後來為母親打理了一個畫室，讓她繼續她當畫家的夢想。
Educated是Tera Westover的自傳。Tera生長在摩門教的生存主義者（survivalist) 家庭。家裡一共七個孩子。十七歲前她沒進過校門。父親禁止家人去醫院。她被劃傷，被哥哥打成腦震蕩，甚至燒傷都是在家治的。家裡永遠都是在為世界末日的到來做準備。全家人遠離社會，以致當哥哥對妹妹動粗甚至強暴時，她們孤立無援，連父母也視而不見。在這樣的情況下，Tera自學數學和英語語法，考進了楊百翰大學（摩門教徒不用交學費）。剛進學校時，她像是個外星人。沒聽說過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沒聽說過黑人平權運動，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缺失。好在她及其聰明又努力，如饑似渴學習一切可以學到的。知識的汲取徹底轉變了她的一生。在旺盛的求知慾驅使下，她一路哈佛，劍橋的走下去。令人感動的是，她並沒有因童年的不幸而怨恨父母。她甚至請父母參加她的畢業典禮，和父母分享她的成功並得到父母的祝福。故事聽上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可是在網上查查，她劍橋大學的博士頭銜可是確確實實，如假包換的啊。
透過這兩個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美國的真實故事，我們可以看到扭曲的人生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矯正的。與其自怨自憐或隨波逐流，不如通過自強不息和接受教育去實現自我救贖。
我在開車時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情況下，喜歡有一搭沒一搭的聽Malcolm Gladwell。可以在他講大道理時走神兒，在他講故事時又把神兒轉過來。
Gladwell是英國出生的加拿大記者和公共演說家。母親是牙買加的心理治療師，父親是數學教授。Gladwell對社會心理學頗有研究。他善於挖掘一些出乎意料的社會學研究成果並結合實例加以分析闡述。他說，我對兩件事有同樣的興趣：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研究。我喜歡把它們收集起來，並去尋找它們的交集。
在The Tipping Point（《轉折點》）里，他從幾個事件（Hushpuppy鞋子品牌的起死回生，美國獨立戰爭的發起，傳染病的蔓延，紐約犯罪率的下降等）中得出結論：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擴大蔓延以至突發成成大事（轉折點）需要三個條件。1，首先要有具備社會影響力的人（The Law of the Few）。按照80/20規則，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做的。他們有的有社會關係，有的對信息敏感並善於分析解決問題，有的具有推銷和談判的能力。2，要向社會反覆灌輸同一理念（Stickiness Factor）以加深民眾的印象。如芝麻街里的各種動物。3， 語境的力量（power of context)。有反覆強調的口號，讓它們慢慢的深入人心。比如「零容忍」。他的說法在學術界還是頗有爭議的。但是我覺得把社會學研究帶入普通讀者的認知中並引起大家的討論和思考，Gladwell功不可沒。
Outlier講的是關於成功的故事。Gladwell試圖從一些非常有成就的人身上找到成功的規律。Bill Gates，Oppenheimer，披頭士，律師，冰球運動員等都是他研究的對象。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除了天份以外，還要天時地利人和加上1萬個小時的努力。比如Bill Gates可以從小在母親工作的地方玩計算機，而絕大多數孩子在那個時候都不知道計算機是什麼東西。比如同一年紀段里，生在一月份的冰球運動員就比生在12月的更有高度和力氣的優勢，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培訓。比如Oppenheimer之所以如此成功，和他在曼哈頓最富有的環境中長大不無關聯。他不斷的提醒大家，天才不是成功的唯一甚至主要因素。他甚至認為環境差異會帶來智力發展的差異。說亞洲人數學好是和種大米有關，因為種大米要比中麥子複雜精細因而需要嚴謹的工作態度。他還以自己母親為例，解釋環境和機遇如何使一個非洲奴隸的後裔成為一名成功的心理治療師。
Blink中，Gladwell認為人們是可以根據不足的經驗和有限的信息做出決定的。他認為根據這些信息果斷的做出決定往往比從大量信息中分析所做的決定要更為正確。他在書中從各行各業找出實例來證明這一觀點。大量信息常常會「癱瘓」人們的大腦。但是我想，如果用現在時髦先進的AI分析，是不是結論會有所不同呢？
David and Goliath 是猶太人的一個傳說里的人物。 當大衛王還是個牧羊少年時，猶太部落被野蠻人襲擊。面對巨人Goliath猶太人束手無措。是大衛施巧計用石塊擊中Goliath的前額將他打倒並割下其頭顱，從而贏得了以弱勝強的戰鬥。Gladwell用這個故事來說明劣勢在特定條件下往往是轉為優勢的關鍵。這本書出來後得到的攻擊多於讚揚。
出於對社會心理學的興趣，我還是會接著讀Malcolm Gladwell及類似作者的書的。
這兩本書都是談死亡的。Being Mortal（《最好的告別》）講的是如何面對親人及自己的衰老和死亡。Option B（《另一種選擇》）講的是如何從失去親人或其他致命創傷中得到救贖。
Atul Gawande本人是個外科醫生，同時也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他在斯坦福拿到學士學位，又從哈佛醫學院畢業。是個不折不扣的學霸。本可以做專科醫生名利雙收，他卻對公共衛生情有獨鍾。長期以來對保健品質的重視以及對老年人的人文關懷，促使他寫了Being Mortal這本書。這其實是他的第四本書了。前三本比較學術，雖然屢屢得獎，卻沒有廣泛流行。Being Mortal分三個部分進行了探討和分析：養老，護理和臨終醫療。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社會養老的發展和現狀，以及醫學界對晚期病人處理的不當之處。在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面前，我們的選擇是什麼？什麼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如何自主，快樂和有尊嚴的活到生命的終點？作者在書中例舉正反兩面的的例子讓我們去思考這些嚴肅的問題，為家人也為自己。作者的父親是骨外科醫生。他就曾面臨是停止工作治療骨癌然後痛苦不堪的延長一段生命，還是任其發展以贏得兩年繼續持手術刀的寶貴時間。他父親選擇了後者。兩年後，他準備好了，離開了他熱愛的手術台，平靜的走向死亡。
當有些老人願意在自己家裡自由自在的生活，做子女的是否應該出於關愛而送他們去養老院？社會又如何安置和滿足老人的各種需求？明明是得了不可逆轉的疾病，過度治療有沒有意義？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鬆手，letting go？在有些情況下，安樂死是不是最人道的手段？我個人認為，我們自己要想清楚這些問題，快樂而有尊嚴的生活以及最後向死而生。
Option B的作者Sheryl Sandberg是Facebook的COO。她的丈夫David Goldberg曾是調查軟體公司Survey Monkey的CEO。本是擁有一雙兒女，相親相愛，志同道合，天造地設的一對，無奈造化弄人，David度假時在健身房因心臟病突發猝死。Sheryl頓時感到天塌地陷，悲痛的無法自拔。在家人，心理醫生朋友和同事的幫助下，她漸漸走出了悲傷和痛苦。她以自己的經歷告誡大家：如果完美人生已成為不可能，我們就要努力活出最好的非首選人生。面對災難和創傷，人是有還原能力的（resilience）。此書還指出，當我們的朋友，同事，親人遭遇不幸時，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夠真正幫助到他們。
在亞特蘭大生活了近三十年，對美國內戰，黑人平權，種族問題自認為有一些了解。對描寫種族關係的小說也饒有興趣。這兩本書也算是近年來比較經典的了吧。我注意到一個現象：寫白人和黑人關係小說的多為白人，而黑人作家的觸角主要是放在黑人社區。這兩本書都被拍成了電影。
Kathryn Stockett 2009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說The Help（《姐妹》）。這本書曾被60個代理人拒絕。可是現在已經被翻譯成35種語言，賣了700萬冊。作者生長在密西西比的Jackson市，現在居住在我們亞特蘭大。為了支持我們本地作家，我買了這本書。它也成為我非常喜愛的小說之一。
The Help寫的是60年代初期在作者家鄉，黑人女傭在白人家裡做工的故事。當時民權運動已經暗潮洶湧但是還沒成氣候。尤其是在美國南方（deep south），和白人相比黑人女傭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她們被歧視，被誣陷偷東西，被隨隨便便的解僱。但是因為找份工作不容易。她們的孩子，失去工作或不務正業的丈夫都靠著她們賺錢養活。所以她們敢怒不敢言。一個23歲，被黑佣帶大的白人女孩Skeeter畢業返鄉，立志做一個作家。當她看到這些黑人女傭的遭遇，就想把她們寫下來，揭露社會的不公。沒想到這一舉動嚇壞了這些女傭。她們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被報復。最終女傭們被Skeeter的誠意打動，開始信任她，一個接一個的偷偷溜出來見她，向她訴說自己的經歷。其實並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負面的。白人家裡的黑佣也有得到主人真心相待，慷慨相助甚至友誼的。最終，Skeeter的書出版了。雖然她用的地名和人名都是假的，Jackson的人們還是對號入座了。Skeeter因此被孤立。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Jackson的人們也開始重新審視他們自己畫下的隔離線了。
從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歧視有時是骨子裡的。書中的Hilly熱衷於慈善事業甚至號召大家為非洲孩子募捐罐頭。她強調只能給非洲人食物而不能給他們錢，因為他們除了買毒品沒別的地方花。她督促把室外建廁所訂成法規，讓黑人女傭使用以避免她們和家人共用一廁傳染疾病。稍不滿意她就會毫不猶豫的趕走女傭。作者把Hilly居高臨下，驕傲無知，表面善良，內心邪惡描寫的淋漓盡致。要知道，在當時的Jackson，「上層」主婦里像Hilly這樣的人可不在少數。
The Secret Life of Bees 講的是1964年一個十四歲的白人女孩和她如母親般的黑人保姆的情感，以及和一家黑人姐妹之間的友誼。相比The Help里人們緊繃著的神經，這本書則非常溫馨。黑人姐妹用她們的善和愛，溫暖了小女孩，癒合了她內心的傷痕。
兩本書都沒有直接描述那個年代裡黑人被隔離，被歧視，甚至被殺得慘狀。但是字裡行間都透露著由於種族歧視所造成的影響和傷害。正因為多年來黑人族裔和LGBT的不斷抗爭，今天的美國才會對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有相對的平等和寬容。作為華裔，我們是這場平權運動的受益者。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保持甚至進一步改善這種狀態，而不是坐享其成？
這三位美麗的女作家用她們細膩的筆和心，從不同角度描述了二次大戰中所有被捲入的國家和人民尤其是猶太人的苦難。
從Firefly Lane開始，Kristin Hannah的書我基本不拉，Nightingale（《夜鶯》）則是我的最愛。故事講述了在德國佔領下的巴黎，兩姐妹如何忍受飢餓，寒冷，屈辱，在納粹的眼皮底下，從求生存，到幫助猶太人，參加抵抗組織，最後冒著生命危險營救被德軍打落的盟軍飛行員，並穿山越嶺送他們重返前線。此書生動的講述著這些令人心碎又無比美麗的故事，歌頌著看似柔弱的女子的堅韌和勇敢。
Lilac Girls（《失去名字的女孩》）是Martha Hall Kelly歷時十年寫的第一部小說。三個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的女子的輪流敘述，把二戰給人類帶來的深重苦難展現在我們面前。Caroline Ferriday，在美國住法領事館工作。她致力於為戰爭中失去父母的法國孤兒在美國找領養家庭或得到捐贈物品。
Herta，一個立志當醫生的德國女孩，由於當時對女醫生的歧視找不到工作，被招到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Ravensbruck。在那裡她負責給女犯人做實驗並用注射處死那些老弱病殘。從最初的懷疑，無奈到後來的自願，Herta相信她是在為國家利益服務。
Kasia曾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波蘭猶太女孩。戰爭和對猶太人的迫害把她，母親和姐姐都送到了Ravensbruck這個人間地獄。她和姐姐都是Harta手術刀下的試驗品。在集中營里，她不但受盡折磨，還失去了母親。Kasia和姐姐最終成為倖存者並被Caroline救到美國。Harta逃過審判到一個小地方繼續行醫。為了找到母親失蹤的原因，歷經千辛萬苦Kasia終於站在Harta面前。當知道母親被處決之前來親吻過睡夢中的她和姐姐後，她的恨漸漸消失了。她回到美國，向Caroline證實了Dr. Oberhauser就是那位在集中營的醫生後，平靜的過上自己的生活。
剛剛聽完的We Were the Lucky Ones（《我們是幸運兒》）是Georgia Hunter歷經十年研究後，根據二戰期間的真實事件寫的。故事講述了育有三兒兩女的一家富裕的波蘭猶太人在波蘭被德國和蘇聯瓜分後流離失所，三代人分散各地，多年不知彼此死活。他們有的被關在德國領地猶太人隔離區ghettos里，有的在蘇聯領地被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有的參加地下抵抗組織，也有的得以從法國逃到巴西。在納粹的鐵蹄下，在蘇維埃政權無恥中，他們忍辱負重，尋找一切機會逃亡，最終奇蹟般地在戰爭結束後團圓。
這些描寫猶太民族苦難的故事，無不讓人心情沉重，感嘆。二次大戰結束後，當歐洲各國人民開始重建家園，大屠殺中倖存的猶太人卻無處可去。他們的家已被本地人佔領，他們仍是很多國家不歡迎的人。直到今天，女兒和幾個朋友（其中有猶太人）去歐洲旅行，還會聽到那裡的年輕人不經意的說著侮辱猶太人的話。猶太人卻以他們的頑強和勤奮在世界各個角落生存著，優秀著。不屈不饒的追拿著納粹分子並把他們帶到審判台上，為戰爭中死去的幾百萬同胞找回公道。
二戰結束七十多年了。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硝煙，飢餓，恐懼，逃難，死亡。相比之下，擁有自由，安逸，甚至富足生活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幸運兒呢？
最後想介紹一本個人覺得很有趣的書：英國記者兼作家Tom Standage的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ix Glasses（《六個瓶子里的歷史》）。此書在啤酒，烈酒，葡萄酒，咖啡，茶和可口可樂六大飲料推杯換盞中，講述了人類歷史的文明進程。
在看Ken Follett的Pillars of the Earth時我就看到13世紀的僧侶和牧師睜開眼就開始和啤酒，窮人到教堂打牙祭也是以啤酒麵包打發。當時就想，這些人不得一天到晚醉醺醺的。原來科學家在7000年前伊朗人及5000年的中國人的容器里都發現了用穀物釀酒的痕迹。但是根據文字記載，釀酒技術卻是從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向全世界傳播的。從此人們不再被髒水困擾。啤酒變成了當時的貨幣，在經濟，社會交往，宗教等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高古學家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國都找到釀製葡萄酒的證據。大家都認為是希臘文化擴大了葡萄酒的影響，特別是對羅馬和基督徒。至今南歐仍是盛產葡萄酒，而寒冷的北歐則更愛喝啤酒。為了區別於基督徒對酒的喜愛，穆斯林則禁酒。
15世紀時，人們從釀製葡萄酒的過程中發現了烈酒。蒸餾後的葡萄酒有喝起來有一種神奇的感覺。那時歐洲正在瘋狂的到處建立殖民地和收集奴隸。烈酒就成為交換奴隸的物品而傳到非洲等地。一開始是比較貴的威士忌和白蘭地，直到朗姆酒的出現使烈酒更加容易得到。Standage認為殖民者向印第安人灌輸烈酒以消弱他們的鬥志，從而搶到土地。
咖啡豆最早是在葉門發現的，17世紀傳到歐洲。在此之前，人們在酒館裡喝酒後，醉醺醺的只會打架。現在好了，人們終於喝了提神的飲料後可以坐下來談事了。咖啡屋應運而生。法國大革命就是在巴黎的一個咖啡店醞釀的，牛頓的加速度理論研究也是被咖啡屋裡的科學家之間的討論激發出來的。
茶當然是從中國傳到世界各地的。16世紀茶傳到了歐洲，用了200年的時間，英國成了除中國之外茶葉最大的消耗國和運營商。美國獨立戰爭就是以波士頓茶黨將隸屬英國的東印度茶商的茶倒入海里而引發的。和英國的茶葉貿易也間接地導致了鴉片戰爭。戰爭使中國遭受巨大損失，也造就了印度的茶產業。至今英國曾經的殖民地都喜愛喝茶。
可口可口則是19世紀後期由藥劑師John Pemberton當葯發明的（現在也可以用可樂，姜和檸檬煮開治感冒）。後來由Asa Candler將其轉為一般飲料而進入千家萬戶，成為20世紀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飲料。
總的來說，Standage想向人們證明，飲料史也是世界史的縮影。
很早就想寫寫自己的讀書心得但總是不敢提筆。總是擔心，我把作者的意圖領會錯了怎麼辦？讀過的書大多為流行榜上的書籍，會不會顯得自己太淺薄？後來想想，管它呢，既然書是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寫寫也無妨，只要不去涉及哲學，藝術，宗教等方面就不至於錯的離譜😊。讀過的書從對我的影響來看基本上分三大類（教科書除外，因為都還給老師了）。一類像調味料，甜酸苦辣咸，配上什麼菜都能把你的感官刺激的蓬蓬勃勃，時刻準備著開懷大笑，淚灑衣襟，心驚肉跳。這類書看時挺過癮，消遣著時光，滿足著慾望。可是看完後印象卻並不深刻。另一類書像原汁原味的五穀雜糧，雞鴨魚肉，經過精心烹調，沁入心脾，滋養五臟。讓人讀後還會反覆咀嚼，從中汲取營養，教我道理，引我思考，給我智慧和方向。當然也很多優秀的作家可以在上好的食材上加上合適的調味料，讓人既口齒留香，又身心健康。
就像吃飯一樣，書還是要繼續讀/聽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