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卵巢癌抗争十年后,美国专家给她带来了希望
2007年我19岁,刚刚来北京上大学。记得那一天我刚和同学打球回来,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语气有些凝重的说:你妈住院了。我当时只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还故作镇定的安慰父亲,而父亲却说:医生说检查出来是肿瘤,可能是……癌症。听了父亲的话,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表情有多僵硬,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异常安静,癌症两个字叩打在耳边异常清晰。
母亲确诊为癌症,全家的生活都改变了
后来我请假回家,全家人都有些慌,这算是20年来全家里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很明显安逸了20年的家受不起这样的波折。我们只能强打起精神,带着母亲一级一级的去大医院检查,而检查的结果彻底踏碎了我们内心残存的一丝侥幸——2008年初,母亲被确诊为卵巢癌,不过万幸的是癌症还在中早期。
2008年5月,母亲进行了全子宫切除术,术后进行了3次化疗,化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
2010年10月,因检查发现脾肾均有肿瘤转移迹象,于是母亲又进行了脾脏切除术以及1个疗程的化疗和十余次放疗。这样又平安度过一年多。
2011年4月,母亲进行了升结肠部分手术切除。
2011年6月,复查胃底部有结节,放疗后病灶完全缓解。
2012年2月,复查发现胃底部病灶复发,右下腹淋巴结也有转移迹象,于是又进行了3次化疗。一年后,胃底部及右下腹病灶再次复发,母亲又接受了十余次放疗及化疗。
2014年11月,腹膜、肠系膜及盆腔发现淋巴结转移,第五六胸椎也发现有骨转移瘤。
2015年2月,进行第五六胸椎转移灶处的姑息性放疗。
2016年7月,检查发现两肺有小结节,左肺下叶有斑片影。考虑胸椎转移灶。随后母亲进行了3周期的化疗,化疗后转移灶有回缩,病情症状有缓解。
我把这些重大的检查结果都记了下来,因为每一次都是母亲经历的苦难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痛。细数这10年来,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化疗、放疗,而病情却越来越重,按照母亲自己的话说,她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破草屋,已经千疮百孔,就差最后一阵疾风了……每次听母亲这样的感慨,我都摇着头安慰她会好起来的,而现实却没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病情恶化,求助美国医生迎来转机
2017年3月,母亲复查PET-CT显示全身多发转移,双肺、肝、纵膈以及盆腔多发转移瘤,肿瘤活性增高,淋巴结增大。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基因检测显示,未发现可以给予母亲的靶向药物。
这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身发生肿瘤转移。我们第一时间与医生沟通,然而医生的态度却不乐观。母亲的癌症治疗了10年,放疗、化疗前前后后加起来几十次,然而病情依旧在恶化,于是医生向我们推荐了总部在美国硅谷的MORE Health(爱一传递)远程医疗机构,希望借助美国的专家建议、最新药品等联合国内专家的共同会断能给病情带来一丝转机。
2017年4月我们与MORE Health取得了联系,他们派出了专业的案例经理团队,收集了母亲近十年的病例资料,并加班加点的翻译上传到他们的平台上。同时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美国前1%的癌症专家,同步查阅上传的资料。
多方会诊,病情稳定
随后MORE Health组织了第一次中美专家的远程视频会诊。会诊中,MORE Health的案例经理帮助我们进行了全程的翻译,美国的专家前期对母亲的病情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通过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初步的治疗方案。也是经过了这一次会诊,我对MORE Health产生了非常大的信心。因为治疗方案中有些药物国内并没有,MORE Health还能通过他们在美国的总部帮忙购买并邮寄。
时间过去了3个多月,期间MORE Health又组织了三次会诊,针对每一次母亲的病情表现,调整治疗方案。目前母亲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稳定的控制。
我不敢问医生母亲还能坚持多久,更不敢听到医生说出的答案。
我与母亲约定,既然已经陪她抗癌10年,那就再以10年为期,那时候我要她健健康康的抱着孙子。10年,我从一个少年长大;10年,母亲从年轻变老。如果可以有如果,我希望用我的10年再换她10年。
美国专家诊断意见实录
James Ford,医学博士:
虽然获得该病例的全部信息对我有些困难,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名被诊断患有卵巢癌的年轻女性,在患者40多岁的早中期时被诊断患有“高-中”分化的浆液性卵巢癌。 患者对最初的治疗反应良好,之后残留病灶(扩散),通过多次局部干预手段来治疗其全身性的肿瘤转移。病历中提及了遗传检测和“没有适用的靶向治疗”,但是描述并不清楚,因为我只能找到免疫组合,肿瘤标志物和蛋白质组,所以不确定患者是否做过NGS(新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根据肺部病变大小来看,现在患者情况似乎处于“稳定”状态(?),但是没有其他可供比较的检查报告来描述除了肺内4.5×3(cm)病变外的任何目标病变。在肝脏中有明显的多发性病变,但没有最近的复查的腹部CT。化疗组合包括紫杉烷类(taxanes),铂类(platinums),PLD (聚乙二醇化脂质体阿霉素),吉西他滨(gemcitabine)和一些试验性药物以及抗血管生成剂。
肿瘤病史表明患者对DNA损伤药物的反应良好,尽管其影响逐渐变小。我假设她已经在生殖谱系(诊断卵巢癌时年纪较轻)或在肿瘤中进行过BRCA测试。如果BRCA没有突变,那么她可能是高度同源重组缺陷(HRD-High,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igh)并且可能会对PARPi(PARP抑制剂)有反应。进行BRCA测试是有意义的。
基于持续的水肿以及脑室梗阻,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影像结果显示出的中枢神经系统转移。如果是新出现的神经系统转移这可能需要注意, CNS疾病也使许多临床试验受到限制。
病史记录上没有清楚表明她是否对PLD(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脂质体阿霉素)反应良好,因此PLD可能是一个选择,可以与贝伐单抗(bevacizumab)联合用药。与长时间输液相比,这可能对患者更容易。
根据患者目前的功能状态,一是可以考虑进行新的活检来检测NGS(新一代测序)改变以及突变负荷。这个检测还可以包括HRD(同源重组缺陷)评估,并根据这些结果,考虑PARPi(PARP抑制剂)或IO类(肿瘤免疫类药物)(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纳武单抗(nivolumab),avelumab,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durvalumab等)。其他几种标准的抗肿瘤药物如培美曲塞(pemetrexed),喜树碱类似物(camptothecin analogues),剂量密集紫杉烷(abraxane,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诺维本(navelbine)也可以考虑。
尽管如此,(以上)这些(药物)的任何一种能产生真实的效益的可能性很小,任何治疗性干预产生之前都应考虑到她的功能状态和临终计划。肿瘤的大小和分布可以提示“无治疗”也许比“治疗”更好,对症治疗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如果我有遗漏了任何信息,请告诉我。
以下为视频会诊后的整理总结:
患者已经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治疗,此时她也出现了脑转移,这是主要的关注点。不确定是否她有神经系统症状,是否已进行脑部姑息性放疗。她目前的功能状态对进行后续治疗的可行性至关重要。如果她能走动并且神经系统功能良好,下一步的姑息治疗是可行的。
是否使用尼拉帕尼的问题,基于在欧洲进行的几项临床试验(ENGOT-OV16/NOVA 试验)表明:BRCA 阳性患者就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而言优于安慰剂(尼拉帕尼组21个月vs 安慰剂组3个月),但是这些病人都完全缓解了。有趣的是对于BRCA种系未发生突变的患者来说,尼拉帕尼也是有作用的,尽管使用安慰剂患者相比PFS差异不显著(9个月vs 安慰剂3个月)。基于这些研究结果,美国FDA批准尼拉帕尼用于转移性卵巢癌不需要肿瘤种系突变(发生及未发生BRCA突变)的维持治疗。
另一个问题是,她是否能够耐受尼拉帕尼的骨髓抑制作用。有证据表明PARP抑制剂联合铂类药物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会增加骨髓抑制。此患者已经进行较多的治疗,也许有必要明显减少多期放疗的剂量。尼拉帕尼不太可能对于她的癌症有很大的作用,并且也没有数据表明尼拉帕尼适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转移。
患者提供的资料中有提到恩度(中国制作的抗血管生成剂),该药物是否像类似药物贝伐单抗有良好的耐受性。类似药物比如贝伐单抗(阿瓦斯汀)已证明对于卵巢癌,结肠癌及肺癌有良好的作用,也是脑部肿瘤的主要药物。
在推荐治疗方案之前,我们需要此患者目前状态的更新,尤其是她的神经系统状态和功能状态。
Tai医生:
归纳如下,患者自2008年开始长期患有转移性卵巢癌,并已接受多线治疗,包括卡铂,顺铂,紫杉醇,多西他赛,脂质体多柔比星,脂质体紫杉醇,吉西他滨以及近期使用的抗血管生成剂Endostar(仅在中国可用)和最近使用的洛铂(lobaplatin)。
此外,患者已经接受了多次对脊柱,腹部,肾脏的放疗以及对肝脏的TACE治疗。尽管进行了这些治疗,患者的疾病仍在继续恶化,患者被建议考虑使用尼拉帕尼(niraparib)(PARP抑制剂)。更多建议请请参阅讨论部分。
患者想知道他是否可以使用尼拉帕尼进行治疗。
请参考我的病情评估部分。我认为解决(回答)这个问题是通过HRD检测(同源重组缺陷检测)(反映)最可能的药物反应,但是如果请求来源于铂敏感反应(正如诺华制药所示),我不确定是否是这一情况。可以去尝试(使用这个药物),但基于HRD-阴性/BRCA-野生型的ARIEL2的数据资料,(药物)反应率大约10%,与这一情况的化疗(反应率)类似。如果她的HRD-阳性,那么(使用此药)的理由会提高(更充分)。
(以上为Dr.Tai的病情概述)
Dr.Tai 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同意患者的功能状态对将来治疗的考虑非常重要。我想她确实做了脑部XRT(X-ray),但是影像提示仍有水肿并脑室狭窄,这会是一个持续/未克服的问题。
不仅仅是NOVA的尼拉帕尼(Niraparib),而且SOLO2(的药物奥拉帕尼(Olaparib))以及ARIEL3 (药物Rucaparib)均不适用于有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但是低剂量艾伯维(Veliparib)联合替莫唑胺(Temozolomide)适用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但是与单独使用Tem(替莫唑胺)效果无差异。除非患者的HRD(同源重组缺陷)检测是阳性,否则我不推荐这个治疗方案。提到NOVA的尼拉帕尼在(BRCA阴性、HRD阴性)患者中的有效性,应当考虑到这些效果结果得出的(一定)环境,55%的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随机有部分缓解,还有基于铂的治疗方案,PR,然后对照组的安慰剂。
Tai也提出关于恩度(endostatin)与贝伐单抗(bev)比较的问题。
肿瘤组织测序—非常有限的几项—显示P53突变(有害突变),也没有其他太多可以考虑的可能靶点。但显示她是sBRCA阴性。
有一件事情我忘记提到,肿瘤分级为2-3期浆液性癌。这种分级不常见,因为浆液性癌应当依据组织特定形态分级为高级或者低级(高分化或低分化)。虽然我会有预期患者有潜在的PI3K 或者 KRAS基因突变,但该突变在此类癌症不常见。P53的突变频率比较低,同时该基因突变与卵巢低级别浆液性癌(LGSOC)有关,我想知道这个通路的基因结果是否再次评估了。可以参照ER(雌激素受体)/PR(孕激素受体)状况推荐内分泌治疗方案。
关于MORE Health
MORE Health爱一传递是一家总部设立于美国硅谷的专注危重疾病的医疗服务机构,提供远程高质量医疗服务以及药品服务的跨境医疗机构。已与500位美国前1%美国顶级医疗专家直接签约,为患者带来权威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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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通过平台合法开具处方,提供药物配送和后续随访服务,确保诊疗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4、得到FDA认证,符合HIPAA法规,拥有多项平台专利,保障患者隐私和医疗数据安全;
为签约医生提供全球覆盖的医疗事故保险,全方位保障患者权益;
5、MORE Health爱一传递独立签约的医生均来自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医疗中心、斯坦福医学中心、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在内的全美60多家顶级医院和医疗机构,专业覆盖肿瘤、心血管、神经、儿科、妇科及罕见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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